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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减排的标准化是通过明确目标、统一方法、规范流程等方式，规范各级组织应用标准的流程步骤，可以有效减少碳减排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实现‘双碳’目标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构建与我国碳市场相匹配的标准体系和标准化流程，可为我国降碳行动提供方向指引、方法支撑和决策依据。”日前，南华大学碳中和与核能发展创新研究院院长张彩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那么，目前我国的碳减排体系标准建设情况如何?

　　起步较晚但初见成效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的《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制定一批新兴技术和产业链碳减排相关技术标准，健全相关标准组织体系，实现能源领域碳达峰产业链相关环节标准全覆盖。

　　能源领域碳达峰产业链包含哪些环节?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凌云介绍，能源产业链是一个复杂系统，既包含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及其他相关的一次能源，又包含火力发电、热力发电、各类石油产品加工和煤制产品加工等中间环节和终端消费等多个环节。

　　“在能源领域，凡是与生产制造过程、能源替代、节能减排、碳吸收和碳交易，以及绿色消费相关的，都属于能源领域碳达峰产业链相关环节。”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沈萌解释。

　　据了解，当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英国标准协会(BSI)、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等组织已制定多个碳排放标准，并不断进行修订更新。

　　我国碳减排标准体系建设工作虽起步较晚但已初具成效。“2014年成立的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明确提出了标准建设的目标、规划与重点方向。《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单位产品(服务)能源消耗限额》等标准相继发布，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集核算、报告、核查、监管等为一体的碳排放技术标准体系。”张彩平介绍。

　　多个“堵点”亟需疏通

　　那么，当前我国碳减排标准体系建设还有哪些“堵点”?

　　目前，“双碳”目标涉及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定位不同，标准制定的目标、依据、内容等存在较大差异。“政出多门的标准之间如果出现交叉、重复甚至概念混乱等问题，会使碳减排管理实践无所适从，进而降低碳减排效率、增加沟通成本。”张彩平表示。

　　同时，低碳技术要发挥作用也离不开对技术研发、应用与改进全过程的科学管理。“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技术创新、能效提升和产业链碳减排等技术标准的制定，但是，对于碳减排成本核算、效果评价等管理标准的关注却相对不足。”张彩平认为。

　　此外，何凌云直言，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为例，其线上与线下交易脱钩，交易透明度不足。例如，上海碳市场2015-2020年线下协议交易总量是挂牌交易量的4.5倍，2017-2019年线上挂牌交易的均价为线下协议交易均价的8—11倍。“绝大多数CCER交易通过线下协议交易完成且交易价格远低于线上挂牌交易价格，线上与线下缺乏联动纠偏机制。此外，CCER线下协议交易的数量和价格等信息缺失，既不利于主管部门的监管，也不利于交易参与方预判价格、识别市场风险。”

　　积极探索与国际标准接轨

　　对于接下来的碳减排相关标准的建设之路，张彩平认为，要推动形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有机衔接的新型标准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减排统计核算体系，是相关标准制定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相关标准制定时应该充分提高透明度和各经济主体的参与度，在吸引全社会共同积极参与的同时，简化各阶段流程，降低行政和交易成本。”何凌云建议。

　　沈萌则认为，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要与节能降碳的实际效果相对应，注重与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绿色金融标准化和企业发展目标的结合，使标准制定得到政策、法律、资金、资源的有力支持。“这不仅可以更有效率地推进标准制定，还可以让标准‘反哺’应用领域。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全新标准制定的契机，融入到国际标准大合作中，提升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化水平，促使我国标准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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